廉洁公正民主，延安有过天堂般的岁月

2007/9/2 8:17:19

在历史书和旅游手册里，“延安”如雷贯耳。但你真的了解延安吗？ 　　在时光大地上真实存在过的延安，与作为政治意义符号的延安，因为视角焦距不同，而面目不同。 　　学者朱鸿召花费“前后十余年，采访百人次，调阅数千万言计的资料”，在新书《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里，重述那些被遗忘的话题，那些人与事、乱与治，考察塑造我们几代人精神人格的革命集体生活规则，探讨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革命精神。 　　8月30日，本报专访该书作者朱鸿召。 　　□采访／本报记者袁复生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朱鸿召 著 2007年7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定价：30元 　　▲朱鸿召 1965年生，安徽庐江人，文学博士，曾任《解放日报》主任记者、上海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延安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青年专家委员，现供职上海市嘉定区某机构。主要从事延安时期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现代城市文化发展研究。 　　在历史书和旅游手册里，“延安”如雷贯耳。但你真的了解延安吗？ 　　在时光大地上真实存在过的延安，与作为政治意义符号的延安，因为视角焦距不同，而面目不同。 　　学者朱鸿召花费“前后十余年，采访百人次，调阅数千万言计的资料”，在新书《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里，重述那些被遗忘的话题，那些人与事、乱与治，考察塑造我们几代人精神人格的革命集体生活规则，探讨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革命精神。 　　8月30日，本报专访该书作者朱鸿召。 　　握住他们的手翻阅历史，沉重，锐利，生猛 　　潇湘晨报：现在数以万计的人去延安“红色旅游”。可是介绍当时实际情形的深入的公开著作并不多。你作为长期研究延安社会历史文化的学者，能否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反差？ 　　朱鸿召：红色旅游的升温，与关于延安社会历史文化研究及其读物的多少，没有必然联系。支撑红色旅游兴起的主要动因，是当地政府借加强革命传统教育来发展旅游经济，政府行为与经济利益的结合，没有不热闹的事。但隐藏着危机，粗暴的传统说教败坏胃口。而对延安时期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需要源自现实生活深处的精神动力、立于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反思能力、探寻第一手档案材料的耐心毅力，以及出版管理机构的认识水平和思想境界。 　　潇湘晨报：很多档案不能公开的情况下，你如何用“知识考古”的方式来还原延安的本来面目的？你挖掘、整合出来的新材料，有哪些？ 　　朱鸿召：延安时期距离现在并不远，两代人嘛。狭义的档案材料没公开，主要是指党内重大决策文献。陕甘宁边区政府档案材料基本都公开了，包括政权建设、财政经济、立法、司法、教育，还有工、青、妇等社会组织等。广义的档案材料，如当时的报刊杂志出版物，1950年代曾经影印出版过一部分，各大图书馆一般都有收藏。还有私人记录的日记、回忆录、访谈录，以及各类年谱、大事记等。特别是仍然健在的延安老同志，对他们的直接采访，使我感触很深。真实的历史是有质感的，握住当时当事人的手，翻阅当时的出版物或日记本，那种真切的历史感受，很沉重，很锐利，很生猛。对历史不断发现的过程，很辛苦，很诱人，很刺激。 　　我之选择“知识考古”的方式，是觉得延安时期的历史份量太重了。无论你喜欢不喜欢，它都是巨大的历史存在，深刻地影响了一个民族几代人的思想意识、价值准则和生活方式。对此，任何戏说、猎奇、以讹传讹都是浅薄无知，不负责任。 　　1942年是我写的这延安十年的分界线 　　潇湘晨报：你在序言中说，“五四”过后是延安。延安究竟继承了“五四”的哪些遗产？解决了“五四”遗留的哪些问题？ 　　朱鸿召：20世纪中国面临最大问题是国家要独立，人民要温饱，追求的最高社会理想是国家有主张，人民有尊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破解这个历史命题准备了人——操持白话文的新式知识分子。他们为中国革命队伍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的旗帜，从江西从陕北，成为革命队伍的核心。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主要是为了抗日救国。他们继承了五四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谁领导抗日救国谁就是民族英雄，视平等比自由更重要、公正比民主更重要、科学比人文更重要。 　　潇湘晨报：除了革命理想主义，“中共党内集体领导，生活相对民主”，也是吸引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的决定性因素吗？ 　　朱鸿召：1937年中共中央随红军主力部队进驻延安，至1942年整风审干运动全面开展前，延安有过天堂般的岁月。共产党在这里进行的是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组建“三三制”政权，任何党派在政府机构中比例不得超过1／3，从下到上实行普遍的直接选举，政府要给人民看得见的实惠，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等等。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因为抗日救国奔赴延安，因为这种清明公正民主的天堂般岁月而留在革命队伍里。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构建和谐安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内始终存在着的思想资源。它源自《共产党宣言》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融会了这个传统文化精髓。从李大钊、蔡和森、陈望道，到瞿秋白、张闻天……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倍加珍惜。 　　潇湘晨报：1942年，是不是你写的延安10年一个重要分界线？ 　　朱鸿召：1942年是延安十年的分界线，此前有天堂般的岁月，此后抢救运动中有过一段黑暗的记忆，后来又有明朗的天。天堂般岁月里，政治清明廉洁，社会公平民主，文化多元开放，经济生活却相对拮据。后来明朗的天，经济生活相对富裕，政治依然清明廉洁，社会也公平民主，但思想定于一尊，文化固步自封，人们精神状态单纯激烈亢奋。 　　当时有特务，但更多是冤假错案 　　潇湘晨报：你编过《王实味文存》，他是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开始后，第一个被抓出来的“托派、国民党特务”，也是名气最大的一个，直到1992年才被平反。在你看来，他实际上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朱鸿召：他绝对不是什么“托派”和“特务”，而是一个爱国的、激进的、带有一些神经质的不大不小的知识分子。 　　潇湘晨报：后来的事实证明，延安整风运动中的肃奸反特时搞的“红旗党”、“五人反党集团”案、张克勤案都是冤假错案。这是否意味着，以群众之名的运动，总是容易炮制出一些违背事实真相的怨错？ 　　朱鸿召：是这样。组织开展群众运动有一定规律，很像中国古代兵法所说的“形”与“势”。一旦懂得如何“造势”、“乘势”，“蓄势”，就会领略到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境界。 　　潇湘晨报：因为后来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头子招认，他们发展特务十分困难。但被抢救成“各类特务分子”的竟然有15000人之多。客观地来说，当时在延安有特务吗？ 　　朱鸿召：延安当时存在特务现象，这是古今中外任何战争过程中都概莫能外的普遍情况。比如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的女儿在中央保育院寄托，被凶手扼杀，还残忍地割去器官。中央医院一名女护士失踪，后来发现是被奸杀抛尸。这两起案件都未能破案。再比如，毛泽东两次遇险。一次是在杨家岭中央礼堂开会，遇特务用匕首行凶，被当场抓获。一次在边区保安处门口，特务向毛泽东扔手榴弹。当时，有国民党特务，也有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的特务。1938年日本飞机轰炸延安时，土地庙围墙上出现一块3米长的白色绸带。这种绸带在延安很少见到，却出现在醒目的位置，很可能是特务为敌机铺设的信号。日本特工在边区农村组织“黑军”，在城镇组织“天星党”，秘密为日军搜集情报，发展汉奸。 　　但整风抢救运动中坦白自己是特务的，基本上属于冤假错案。 　　潇湘晨报：你说：“对于革命队伍中的文化人来说，整风运动给予他们记忆最深刻的，是精神思想上的恐惧。”比如刘白羽、吴伯萧、李锐，都是被打成特务的。是否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这一段经历，促使他们对造成自己蒙冤的体制性原因的反思？ 　　朱鸿召：能不能造成深刻反思，取决于两个条件。其一是个人精神生活中的疼痛，比如李锐与范元甄的婚姻始终纠缠着他，那是切肤入髓的。其二是有没有思想资源和反省能力。至于为了维护个人的某种政治地位及其相应的物质待遇，而在僵化停滞的意识形态躯壳里重弹老调，说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写一些自相矛盾的文章，那是不值得我们去议论的。 　　潇湘晨报：“整风运动到达肃奸反特、审干坦白和抢救运动时期，毛泽东的个人崇高地位已经在军队和党内得到确认。”这两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吗？ 　　朱鸿召：有关系，但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客观原因是为了摆脱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指挥权，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也都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 　　社会角色被固定在比较严密的组织中 　　潇湘晨报：在1937到1947年间，究竟有多少“新知识分子”到延安去了，其中女学生又有多少？可以根据男女比例等统计数据推断出来吗？ 　　朱鸿召：我在《延安文人》一书中曾作过统计：自1936年“西安事变”至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一松一紧，成千上万的青年知识分子奔向延安。按不同层次计算：延安（含陕甘宁边区）共有各类知识文化人约4万人，其中高等教育程度近万人，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百余人。 　　因为延安人口增长属于典型的政治移民，其性别比例是失调的。1938年前后，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男女比例为30∶1。1941年前后，男女比例稍有缓解为18∶1。1944年4月，男女比例为8∶1。这个比例一直维持到1946年撤离延安。 　　潇湘晨报：你在书里说，军事化集体生活的影响，赋予了革命女青年们飒爽英姿，一切相信组织、一切依靠组织的情感范式和思维模式。她们也面临着革命婚姻的选择与挑战。在此过程中，因为逼婚未遂，红军干部黄克功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这种极端的结果背后，是什么样的深刻矛盾？ 　　朱鸿召：建立独立主权国家与打天下坐江山，不是同一个概念。黄克功逼婚未遂，枪杀刘茜的极端行为背后，暴露的是革命队伍中潜藏着的革命英雄主义自我意识膨胀和对人权观念的淡薄践踏。这是极其丑陋落后的阿Ｑ革命心理——革命就是要什么有什么，老子喜欢谁就是谁。虽然这在革命队伍里少数同志身上存在着，但影响恶劣，害人害己。 　　潇湘晨报：你在书中写到，虽然“这场革命从来不提倡性解放、性自由，在旧伦理已经被委弃，新道德还没有建立起来之际，婚姻自由与性自由曾一度蔓延过”，在延安时期，这种婚姻自由的状况普遍吗？ 　　朱鸿召：延安时期的生活供给制是建立在单位制基础上的，人们的社会角色都被固定在比较严密的组织中。就我所知，延安时期革命队伍里的性生活是被限定在婚姻中的。当然，结婚离婚的条件都比较宽松，手续也很简单，很多时候单位领导同意就行了。我说的“在旧伦理已经被委弃，新道德还没有建立起来之际”，是指革命过程中局部的主要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无政府主义也主张妇女解放，但它是以不结婚、不要家庭的形式去实现妇女解放，所以当时就有一部分人信奉独身主义，不要家庭，结婚离婚绝对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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